《苗族人简史》苗族族源 迁徙 族称

                                                                                                《族人简史》
族源
苗族的族属渊源，和远古时代的“九黎”、“三苗”、“南蛮”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一带，很古的时候就生活着很多原始人类，他们经过世世代代的生息繁衍，通过艰苦的劳动，在距今五千多年前，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这个部落联盟叫“九黎”，以蚩尤为其首领。《国语楚语》注中说：“九黎，蚩尤之徒也”。《书吕刑释文》、《吕氏春秋荡兵》、《战国策秦》高诱注，都说蚩尤是九黎之君。他们借助优越的地理条件，不断地辛勤开拓，使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一跃而成为雄据祖国东方的强大部落。与此同时，以黄帝为首的另一个部落联盟，也兴起于黄河上游的姬水①，并向黄河下游发展，和九黎发生冲突，最后在涿鹿（今河北省涿鹿县）将九黎打败。
九黎战败以后，其势大衰，但他们还据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广阔地区。到尧、舜、禹时期又形成了新的部落联盟，即史书上所说的“三苗”，又称为“有苗”或“苗民”。三苗人多势大，又有着洞庭、鄱阳诸湖和汶山、衡山等地理方面的优势，实力雄厚，曾和尧、舜、禹为首的部落联盟进行过长期的抗争。
“商、周时期，三苗的主要部分仍在长江中游地区与其他各族一起，被称为“荆楚”，有时也被称为“南蛮”。后来，荆楚的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其中较先进的楚人，又被专称为“荆蛮”。其后，荆蛮日渐强盛，发展成为春秋战国时“五霸”、“七雄”之一的楚国主体居民。从商王朝起，就把“居国南乡”的“荆蛮”视为肘腋之患，而不断以武力相待：“挞彼殷武，奋发荆楚”。代商而起的周王朝，对荆蛮同样采取敌视态度，屡屡出兵攻击：“蠢尔蛮荆，大邦为仇”驭从王南征，伐楚荆”。春秋时，《公羊传》更以南蛮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缕”一语，表达其对这部分“南蛮”势力的发展所产生的忧虑之情。
”九黎、三苗、南蛮、荆蛮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而且都包括苗族的先民。《日下旧闻考》卷二说：“画本以飞空走险，是说蚩尤有翼能飞行。《山海经》说三苗首领兜也有翼能飞：头，人面鸟啄，有翼⋯⋯杖翼而行”；又说“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驩头生苗民”。蚩尤为首的“九黎”和驩兜时期的“三苗”都被说成有翅，能飞行，表明两者都盛行鸟图腾崇拜。这两大部落联盟，后者是前者的苗裔，他们不但有相同信奉的图腾，而且都居住在我国东部。《周书吕刑》的“蚩尤对苗民制以刑”，《国语楚语》的“三苗复九黎之德”，“三苗，九黎之后也”等记截，即已显示出“九黎”和“三苗”的亲缘关系。
“《礼记衣疏引甫刑郑注》说，“有苗，九黎之后。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为居于西裔者三苗”等语，也直接指出三苗”是九黎的遗裔。至于“南蛮”，从“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和《帝王世系》关于唐尧时“诸侯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等记载来看，可知“南蛮”是被驱逐到长江以南地区的部分“三苗”的别称，实际上只是“三苗”的一个支系。而“荆楚”则是商、周时期对两湖地区这部分“南蛮”的称谓。
许多史书都认为苗族和三苗有亲缘关系，如：“苗人，古三苗之裔也”；“苗者，三苗之裔”；“考红苗蟠据楚、蜀黔三省之界，即古三苗遗种也”；“按湘楚之俗尚鬼，自古为然，《书吕刑》：昔三苗昏乱相当听于神”。这些说法并非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苗族人民较普遍地将“蚩尤”视为自己的先祖。湘西、黔东北的苗族祭祀时，须杀猪供奉“剖尤”，并传说“剖尤”是远古时代一位勇敢善战的领袖“。剖”，按湘西苗语意思是公公“，尤”是名字，“剖尤”就是“尤公”之意。湖南城步的苗族有祭“枫神”为病人驱除“鬼疫”的习俗，装扮“枫神”的人，头上反戴铁三脚，身上倒披着蓑衣，脚穿钉鞋，手持一根上粗下细的圆木棒。
”这位令人敬畏的“枫神”就是蚩尤，与《山海经大荒南经》所载的“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的传说有关。黔东南的《苗族古歌》中有一首叫《枫木歌》，歌中唱道“：枫树生妹榜，枫树生妹留⋯⋯榜留和水泡，游方十二天，成双十二夜，怀十二个蛋，生十二个宝”，其中从黄色的蛋里孵出了苗族的祖先姜央，因而这里的苗族将与蚩尤有直接关系的枫木作为始祖看待。川南、黔西北一带有“蚩尤庙”，受到苗族人民的供奉。三苗支系之一的驩兜，在苗族民间也有一定的影响，湘西苗族五大姓之一的石姓，苗语呼为“仡驩”。石姓有大小之分，其中大石苗语竟直呼作“驩兜”。苗族分布区的湖南大庸溪、花垣等县有崇山、驩兜墓、驩庙等与驩兜有关的地名和文物。有的文人还留下“古来尧禅舜，何必罪驩兜”；“洛浦风光何所似，崇山瘴疠不堪问”等诗句。《史记楚世家》记楚之先君熊渠、熊通等，一向自称是与华夏有别的蛮人，曾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又说“我蛮夷也”，“欲观中国之政”。华夏族群所建的诸国，也把以“荆蛮”为主建立的楚国视为“非我族类”，如《国语郑语》曰：“蛮蛮矣。惟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左传》成王三年载：“楚虽大，非吾族也”。正因“楚为荆蛮”，华夏诸国“故不与盟”。楚王姓芈，其先君之名多带“熊”字，为熊氏。《史记楚世家》谓：“芈姓，楚其后也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通志氏族略》谓：“楚以熊之故，世称熊氏”。湘西苗族龙姓中包涵有颛耒、恺、鲧、熊、夷、⋯等诸苗姓，其中芈姓应是“荆蛮或“荆楚”芈姓在苗族中的遗存。而居住在当时楚国西陲，即湘、鄂、川、黔毗邻地带自称“仡熊”（仡为词冠头）的苗族，在语言上至今仍有许多成份和古代荆楚语相同，从而证明他们是以熊为氏的“荆蛮”后裔的一部分。故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里，说南方的少数民族“自春秋战国通称曰蛮，泰半皆苗族之裔也”。
”上述文献记载和民俗资料综合表明，苗族来源于黄帝时的“九黎”，尧、舜、禹时的“三苗”。而商周时的“荆蛮”则是三苗的遗裔，与苗族有着同源关系，并包括有苗族先民。所以《续修叙永永宁厅县合志》卷二十中有“考苗族古称三苗日有苗或荆蛮的记截。
（二）族称
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人们对苗族的认识不同，或以不同的文字记音，因而对苗族族名的称谓也有所不同。
”尧、舜之时，以武力将“三苗”中的兜部落赶往南方，这部分苗族先民便有“南蛮”的别称。到商、周两代仍沿用“苗”的族称。如《殷虚书契前编》有“庚辰卜，在苗，贞”的记载；《殷虚书契后编》有“乙亥贞，其衣于亘，遘雨在苗、鱼”的记述。但对“南蛮中最强盛的部分，则专称为“荆蛮”。周人除以“荆蛮”称呼建立了国家的楚人外，对一般的苗族先民则以“髳”或“髦”等“苗”的同音字记录，如《尚书牧誓》的“庸、蜀、羌、微、卢、彭、濮人”，《诗经小雅角弓》的“如蛮如髦”等。汉代以后除荆襄、江淮尚有一部分苗族分布外，大部分苗族都聚居在今湘、鄂、川、黔毗邻地区的武陵郡，他们与居住这一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一起被统称为“武陵蛮”。在“武陵蛮”内，又按不同地区而有“澧中蛮”、“零阳蛮”、“溇中蛮”等若干称呼。在这个地区沅江流程最长，流域面积最广，苗族分布最集中。沅江流域有五条最大的支流，所以从东汉起又开始将“武陵蛮”称为“五溪蛮”。《水经注沅水》载：“武陵有五溪蛮夷所居，故谓五溪蛮”。实际上，五溪蛮不完全包括武陵蛮，也包括不了所有的苗族。
唐、宋及其以后时期，苗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繁盛，因而在祖国南方再度显示出自己的重要影响，引起了唐、宋及其以后元、明、清历代王朝的注目；各代中央王朝与苗族的关系日渐频繁，对苗族的认识也有所加深，于是“苗”遂从若干少数民族混称的“蛮”中脱离出来，作为单一民族的族称重现于文献之中。如唐代樊绰著的《蛮书》卷十说，“黔、泾、巴、夏，四邑苗众”。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感叹洞庭湖深广，想到禹王治水时，写出了“疑是苗人顽，恃险不终役”的诗句。宋代朱辅著的《溪蛮丛笑》也说，“五溪之蛮⋯⋯今有五：曰苗，曰傜，曰僚，曰仡伶，曰仡佬”。元、明、清各代官私著作中有关“苗”的记述，更是比比皆是。正是因为苗族住地广阔，影响巨大，所以元、明、清时期，就常将与苗族毗邻而居的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也误认作苗族，于是出现了“夷苗”、“仲家苗”、“侗苗”、“水家苗”、“倮倮苗”等若干族名。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的苗族。“夷苗”、“仲家苗”是布依族，“侗苗”、“水家苗”、“倮倮苗”则分别是侗族、水族和彝族。这些族称后面的“苗”字往往变成了西南很大一部分少数民族的泛称。真正属于苗族的人们，则大部分是根据其服饰颜色、习俗和地域的不同所取的种种称谓。其中有些称谓还往往含有贬意，历来为苗族人民所反对。有的虽不称呼为“苗”，但实际又是苗族的一部分。今天多数地区的苗族，除湘西方言区自称（汉字作“仡熊”或“果雄”）外，其余苗族多自称为黔东方言区），或或（川黔滇方言区）。由于“苗”的名称历史悠久，尽人皆知，且为苗族人民普遍接受，故解放后根据苗族人民自愿，将族名统一称为苗族。
第二节 迁徙
在苗族历史中，大幅度、远距离、长时期的迁徙，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迁徙的原因，主要是战争和其他政治原因所引起，经济原因其次。迁徙的方向，主要是由东向西，其次是由北而南，至于小范围内的局部移动则是多向性的穿插。
（一）先秦时期的迁徙
“以蚩尤为首的“九黎被黄帝与炎帝联合打败之后，大部分南渡黄河，聚居于黄河以南长江中下游一带，在北方仅留下蚩尤冢”“、蚩尤戏等遗迹和遗风。如《太平御览》引《皇览冢墓》记载，蚩尤冢在东郡寿张县（今山东西部黄河北岸）阙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蚩尤戏”流行于冀州（今河北、山东、河南一带）。《述异记》卷上载“：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应是当时武士的装束形象。许多地区的苗族关于祖先渡“浑水河”的传说，当是对蚩尤战败后部属南下的记忆。
““三苗”时期，由于不断遭到尧、舜、禹的进攻，又一次被迫大迁徙。经过“窜三苗于三危”，一部分长途跋涉到西北，即《庄子在宥》说的“投三苗于三危”，《后汉书郡国志》陇西郡首阳县条注所说：“地道记曰，有三危，三苗所处”。这部分西迁的三苗”以后又陆续南下，到达今川、滇、黔边区，所以这里苗族中有关于祖先从冰天雪地的北方，渡过“涅杠”（意为浑水河）南来的传说；三苗的另一部分经过“放驩兜于崇山”之后，进入了鄱阳、洞庭两湖以南的今江西、湖南崇山峻岭之中，被称为“南蛮”，那里后来虽然已没有苗族，但人们确知曾是苗族先民的旧地。《太平寰宇记》卷指出“，庐山记云：柴桑彭湖之郊，古三苗国”。所谓柴桑彭湖之郊，就是鄱阳湖周围，即今江西和安徽大部分地区。云南文山州的苗族，在老人去世后，做丧事时，往往要请巫师指导亡灵回到洞庭湖投祖。这一传统习俗当是对三苗故地的记忆。
夏、商之际“渐为边患”的“南蛮”，到周代时，“党众弥盛”，周王朝将其视为潜在的威慑力量。公元前九世纪末到前八世纪初，“南蛮”渐强，周宣王“乃命方叔南伐蛮方”。战国时，吴起在楚悼王支持下实行变法，采用严厉的手段进行整顿以振国势，决定将“荆蛮”中发展较缓慢的一部分“南蛮”纳入楚国的范围，遂以武力“南并蛮、越”，占有“洞庭、苍梧”等“蛮”、“越”之地。苗族先民于战祸之中，被迫扶老携幼大量西迁，逃入人烟稀少的武陵山区。今黔东、湘西、川东许多苗族都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从东方跋山涉水沿着河流而来到当地的。他们除在“南蛮”旧地留下部分族人之外，还在那里留下一些与苗人有关的地名，如洞庭湖内之“苗山”（后改为君山），洞庭湖南边的“苗山”（后叫鼎山），洞庭湖右岸的“苗鸟头石”。战国末年，秦、楚两雄战争连绵，秦昭王时，令“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武陵地区的苗人又开始遭到冲击、分散。
（二）秦汉至唐宋时期的迁徙
秦汉时期僻处山区包括大部分苗人在内的“武陵蛮”，有了一段休养生息的稳定发展时期。到西汉末年“，武陵蛮”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而引起封建王朝的注意。所以东汉王朝建立之后，就对“武陵蛮”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自建武二十三年（公元年）到中平三年（公元年）的一百三十九年中，对“武陵蛮”共用兵达十二次之多。仅建武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的三年内，光武帝刘秀就三次用重兵攻打“武陵蛮”。当大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而遭到“军没”之灾以后，举朝无措。老将马援见光武帝无计可施，诸将不敢率部出征，竟自告奋勇统四万余人征五溪，最后困死于武陵境内的“壶头山今沅陵县境），才使镇压告一段落。以后因为“郡县徭役失平”，又对武陵地区“增其租税”，使满“怀怨恨”的“武陵蛮”，又多次掀起反抗斗争。由于东汉王朝一再出兵进剿，苗族先民大量遭到屠杀，不少人又向西、向南流徙。
“西晋统治时期，荆州刺史陶侃先后于建兴三年（公元年）、咸和四年（公元年），两次出兵骚扰五溪地区，从这里掳走了众多的人口。李特、李雄、李寿祖孙统治的成国割据巴蜀时，其部将符成、文隗带兵自荆襄沿长江西进，沿途对少数民族肆意杀戮并“驱使吏民西上降”李雄。当成国与西晋王朝对峙之时，牁郡太守谢恕“举郡为晋”，不愿通款邻境的成国，李寿一怒之下，兴兵攻入牂牁郡，谢恕大败。西晋政权被北方少数民族部落摧毁之后，武陵郡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趁皇权统治衰落之机，沿汉水北上，迁入今湖北、河南、陕西等地与北方各族杂处，这些北迁的民族中就有许多苗族先民。正如史书所载：他们自刘、石之乱”以后，“渐得北迁，陆浑以南满于山谷”。刘宋元嘉二年（公元年），“五溪蛮”起义，刘宋王朝派将军沈庆之镇压，将俘掠的人口强行“迁于建康（今南京）以为营户”。元徽元年（公元年），封建王朝对五溪地区苛勒重赋，规定每户“输谷数斛”。次年，荆州刺史沈庆之复“以讨蛮为名，大发兵力赕罚群蛮太甚，又禁断五溪鱼盐，群蛮怨叛”。沉重的赋税，大兵的“征剿”，迫使“五溪蛮”流离失所，向西继续深入今贵州，向南进入今广西。
唐代，云南南诏地方奴隶制兴起，不断向外扩展，与唐王朝时战时和。咸通十四年（公元年），南诏出兵“寇西川，又寇黔南、黔中”，所到之处，大量财物和人口都被抢掠，不少苗族随着这场浩劫而流入云南。唐末，江西的彭玕、彭兄弟乘黄巢大起义之机，招兵进入五溪。五代时，彭氏在楚王马殷支持下，次向五溪的苗、瑶各族进攻，最后占据了五溪地区，自称刺史一方面彭氏实力日渐坐大，另一方面楚王部也常乘乱“入诸州四界劫掠，詃盗逃走入户”。楚与彭氏在五溪的统治利益发生冲突，导演为天福四年（公元年）溪州刺史彭士愁起兵反楚，双方争战不休。苗族人民在彭氏的长年骚扰及彭、楚“溪州之战的烟火中，一些人又家破人亡，逃离故土。
唐、宋之际，有部分苗族从江西、洞庭湖一带先后迁至今湖南城步、武冈等地定居。北宋皇佑年间，广西壮族侬智高在
宁（今广西百色地区）起兵反宋，宋王朝派大将狄青率领大批官军及思州、播州、靖州土丁三万余人前往镇压。土丁中有不少苗族，事平之后，他们被留在当地的忠州、文州、习安驻守，即今天的凌云、凤山、天峨、东兰、南丹、河池等县。熙宁五年（公元年），荆州湖北路访察使章惇统兵至沅州（今湖南芷江）、诚、徽州（今湖南会同、靖县一带），直抵融州（今广西融水县），“沿途设官屯兵，列布砦堡”，到处募役、征兵、派款，恣意杀掠，以致“荆湖南北两路为之空竭，民不安业”。思州地区（今贵州思南一带）“旧为苗夷所居”，但因豪族田佑恭的凶横蹂躏，部分苗族又开始四处逃离。
（三）元明清时期的迁徙
元代，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尤为深重，饱受苦难的各族人民屡次被迫掀起抗暴斗争。大德二年（公元年）“八番（今贵州惠水）桑柘蛮王二万、马虫等叛杀巡检”，苗族人民起而与之联合，遭到官府的屠杀驱赶。大德四年（公元年）元政府派大军远征“八百媳妇国”（在今缅甸掸邦东部），大军经过黔中地区“，恃其威力，虐害百姓”。次年，土官宋隆济发动苗族、仡佬族人民武装反抗，接着水东、水西、乌蒙等地苗族亦纷纷响应，被元军残酷镇压。两年的战火，使千家万户的苗族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此外，元统治者还多次征调思州、播州土兵远征东南亚，有一次就从黄平征调万余人，其中苗族不少。元末，湖南城步苗帅杨完者奉元政府征调，领苗兵十余万到安徽、江苏、浙江等地镇压农民起义，后来多数就地留居，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湖南宝庆府苗族于元末战乱时移避贵州的亦不少，最后定居于水城。
明朝初年，湖南城步、武冈有一部分苗兵由胡大海率领，被征调到贵州西部戍守，其后裔现留居于晴隆、普安、郎岱、水城等县。《郎岱县访稿》卷一指出这部分“明初移来之楚地人”，“即古之荆蛮”。贵州苗族有的这时迁往云南，如《邱北县志》第二册载该地“苗人二千余，明初由黔省迁入”。天顺三年（公元年）黔中苗族干把珠等起义失败后，有四千四百九十人被杀，五千五百个妇女被俘往他乡。万历年间明王朝用兵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时，许多苗族、仡佬族人民横遭屠杀，被迫逃走，战后幸存者仅“十之二”。为了“开边”，明王朝在黔东和贵阳、安顺等地大量安屯设堡，强使许多苗族人民迁居。海南岛的苗族则是在明代从广西调去那里征戍的，后来营汛撤废，“子孙散居山谷，仍以苗名”。
清康熙初年，吴三桂从川南征调三千苗兵讨水西，事平之后令其一部定居于大定府瓢儿井区的新龙、八普等六寨内，被人称作“六寨苗”。从广西征来“剿”水西的另一部分苗兵，事平之后在修文、清镇、平坝、织金一带定居，人们呼之为“素苗”，他们说话至今仍带广腔，老人去世要让其灵魂回广西“跳年”。原住普定、郎岱的许多苗族，则在吴三桂“剿”水西时为避战乱而逃往云南文山地区。吴三桂在西南坐大之后，权倾一时，起兵反清。清廷为平定吴三桂叛乱，派平寇大将军贝子章等兵三十余万，由、黔、桂四路入滇，“血战相持者近两年，先后屠戮者百余万”，“兵之所至，辄屠其人，火其居，掠其子女”，造成“遍野榛芜，徒堪牧马”，“往来大路，桑麻久废，鸡犬无闻”的惨状。云南的苗族人民为了逃避屠戮而被迫迁徙国外或滇西边壤。清代“改上归流”时，以“伐山通道，穷搜窖宅”的办法对待黔南和黔东南苗族人民，幸存者有的被迫“薙发而出佣内地”，有的被迫发配到各省为奴，有的则组织起来继续进行斗争。雍正十三年（公元年）包利、红银领导黔东南苗族人民起义，又遭到残酷的镇压，不少人被迫逃亡，以致不少地方出现“有十去其五六或八九者”的荒凉局面。贵阳、安顺、黔西南一带操中部方言的苗族中，多数是在这段时从黔东南迁逃去的“。乾嘉起义”失败后，湘西黔东北的苗族不少逃入黔中、黔南等地，有的被作为俘虏押往北京，关入西山黑牢，服各种劳役，谓之“苗营”（在今门头村），清政府筑城将他们围住，仅留一门供其出入，并驻兵监守。
”为时二十余年的“咸同大起义”失败之后，贵州“上下游废田不下数百万顷，流亡可复者仅十之二三⋯⋯降苗所存户口较前不过十之三”，“其民则逃亡转徙，百里无烟”。赤水、仁怀一带在起义后，“数百里中皆成荆棘，出示川境招抚流亡之后，乃渐有耕作者”。黔东南的苗族不愿坐以待毙，又不甘受压迫，他们扶老携幼，肩挑着小孩，手捧着蚕种，足穿着草鞋，翻山越岭向黔西南迁移，其中一部分经兴义移入云南文山地区，一部分经黔中南迁入安顺地区。有些青年的婚姻是在逃难途中缔结的，因而在黔西南地区重建家园之后，他们的后裔为了不忘祖先逃难之，在举行婚礼时，还有新娘须穿草鞋的习俗。滇东北的苗族，有的也在这时移入战乱后人少地荒的毕节、大方、黔西一带。土司、地主的沉重剥削、封建官府的苛虐赋敛，迫使川南苗族人民逃亡。“叙永、永宁旧为苗人故居，凡土著皆苗人，今皆窜居山”谷，他们“转徙不恒，为人雇役垦田，往往负租逃去。其时，云南文山一带苗族有的也逐渐迁往红河州以至西双版纳等地。清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施行的苛虐刑法，也使得众多苗族人民背井离乡远徙他方。清律规定：凡土蛮傜僮苗人，所犯系死罪，将本犯正法，一应家口父母兄弟子侄俱令迁徙。如系军流等罪，将本犯照例枷责，仍同家口父母兄弟子侄一并迁徙。
苗族先民的迁徙是十分频繁的，但其总的趋势，先是由北而南，而后由东向西。正如许多地方志所载：“苗人即古之三苗，自涿鹿战后渐次向南辟居，以滇黔为最多”；“苗谓是荆扬旧族”；“苗人，其先自湘窜黔，由黔入滇，其来久有”。这些记载反映出苗族历史上迁徙的大致方向和路线。
迁徙是苗族历史上频繁而重大的事件，它深深地烙印在苗族人民的心里，铭记在苗族人民的生活之中。黔东南的《苗族古歌跋山涉水》篇唱道：自己的祖先从前“居住在东方，挨近海边边，天水紧相连，波浪滚滚翻，眼望不到边”。他们“翻过水山头，来到风雪坳”，先后渡过“河水黄央央”“、河水白生生”“、河水稻花香”的三条大河南下，然后又“沿着稻花香河”西进，“经历万般苦，迁徙来西方，寻找好生活”。歌中以很长的篇幅，表述了他们的祖先南渡和西进的历史过程。湘西苗族的《修相修玛》古史长歌，以及黔西北、黔中、黔北苗族史歌和传说，也同样表述了大致相同的地望和历程，只是具体地名、路线、情节有别而已。云南和川南苗族也有相类的传说。川南、滇东北苗族妇女的百褶裙上，往往有三大条平行的花边：据说上条代表黄河，中条代表长江，下条表示西南山区，以此顺序来刻印自己祖先的迁徙历程。滇东南苗族世代传说自己的祖先最初居住在土地宽得连着天的大平原在苗王“蒙蚩尤”统领下繁荣昌盛，后被黄帝攻打战败，花山节就是为纪念阵亡先祖而聚集演武的。川南苗族为了不忘祖，他们在婚嫁喜庆中，新娘在送亲者的陪同下去新郎家成亲时，无论夫家住在何处，均须绕自东方进屋；老人病故“开路”时，巫师须将亡灵指引回东方故地与“老祖宗”会聚；安葬死人时，尸体横葬于山腰，且头一定朝向东方，正如《续修叙永永宁厅县合志》卷所载：“丧用布匹裹尸入棺，必合甲子乃葬，东向横埋”。这种葬俗在黔西北、黔北、黔东一带，过去都存在过。苗族人民长期以来，就是用史歌和各种习俗来记载自己民族的历史，保持着对东方故土的怀念。
长时期大幅度的迁徙流动，使苗族社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也使苗族社会财富遭到大量的消耗，苗族人民生活异常贫困。而迁入之地，又多是荒僻山区，恶劣的自然条件阻碍和延缓着生产力的提高，这是苗族社会发展长期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居住的分散，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严重地影响着苗族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形成，以致在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斗争中，不能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力量，易于被封建统治阶级各个击破。迁徙使苗族各部之间彼此隔绝，少于交往。由于各自所处的自然条件不同，历史不同，受其他民族的影响也不同，从而导致相互间出现较大的差异，造成支系多、方言差别大、服饰类型多样化的现象。
数千年来，苗族人民在祖国辽阔的领土上辗转流徙，先后与数十个兄弟民族交错杂居。各族人民在互通有无，互相学习，互相通婚，团结战斗的基础上，建立起深厚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