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武陵山苗族与封建王朝的那些事

编者按：近日的「钩沉」栏目将推出一系列被人遗忘的历史，如与封建王朝的瓜葛、边墙的建与废、乾嘉苗民起义、湘西光复运动、革屯运动和匪患以及口头记忆与认同，佐证武陵苗疆形成与外界的“隔离”和“融合”的现今面貌。

秦汉以来，统一的中央王朝与其疆域内部和周边少数民族部落的关系就成为其治国政策的一部分。在政治上，我国封建王朝在南方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历来采用土官统治的制度，先后采用了“臣邦君长”制、羁縻制、土司制度、土流并治等制度。

“苗”的名称，较早见于《尚书·益稷》“苗顽弗即工”；《尚书·吕刑》“鳏寡右辞于苗，……降咎于苗”；《战国策·魏策》“昔者三苗之居，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但自秦汉至宋元之前，典籍史册鲜有“苗”的记载，宋元时又重新出现。学者们普遍认为：苗的名称有广义、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苗泛指所有的西南民族；狭义的苗指的是现在的苗族。

自传说时代的“九黎”“三苗”部落，苗族始祖蚩尤北进兵败涿鹿后，苗族先祖的一支南退至荆楚建立了“楚国”。楚国灭门后，部分苗族进一步南移西迁。其中一些苗民“近巴则巴，近越则越……逐渐忘记了自己的先祖是苗族”，但苗族主体经历了若干次搬迁汇合而成几大块，逐渐形成了武陵山、苗岭、乌蒙大娄山、南山及云岭南山区等五大聚居区的新格局，出现了一个“苗疆分理”的时期。

武陵山苗族聚居地位于今湘鄂西部，渝东南部和贵州东部，方圆近千里。腊尔山台地处于凤凰西北部，就是覆盖湘黔渝鄂四省交界的武陵山脉的中心地区。据史籍记载，该苗族聚居地是秦时黔中郡所辖的中心区域，唐时武陵地区介于黔中道东、山南道南、江南道西；汉兴，改名武陵郡，武陵山苗族因居于武陵郡而得名“武陵蛮”。宋时武陵地区介于其夔州路东北、荆湖路西，此一时期武陵山区共建羁縻州、经制州四十多个，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即为经制州辰州、沅州所辖。但即便中央王朝在武陵山苗族聚居地的大部分地区设置了郡、县、州、府等建制，这些建制也只是时设时废。还有一部分地区，例如今腊尔山台地凤凰、花垣、吉首等地，一直到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时“改土归流”后才开始设县。在这些地域，历代中央王朝的权势均无力可达，因而被史称“生界”、“苗疆”、“蛮荒之地”或“未经王化”之地，与朝廷“不相统属”。

湘西作为一个历史地域概念，指雪峰山以西，古代五溪蛮所居住的地域，范围远大于今天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它还包括今天怀化地区的沅陵（原辰州府治）、辰溪、溆浦、麻阳、靖县等以及毗邻的黔东北铜仁松桃一带，地处历史上所称的“五溪”中上游。唐宋以前，史书上把生活在这一带地区包括苗族在内的少数民族，统称为“五溪蛮”。宋元以后，由于苗族社会的发展，史书上有关五溪蛮在这一地区活动的记载愈来愈多，明清遂有“苗疆”之称。其大致界限为北至永顺、保靖土司地界，南至麻阳县界、东至辰州府界，西至四川平茶、平头、酉阳土司地界，东南至五寨司（今属凤凰县地）。西南至贵州铜仁府，经三百里，纬一百二十里，环周一千二百里。清代苗疆，就其行政区域而言，包括贵州全境与湘西大部。但从狭义来讲，苗疆特指贵州黔东、黔东南、黔南和湖南湘西西南部，包括雷公山区，苗岭山脉、武陵山区、腊尔山台地等；就其社会性质而言，苗疆清代以前，既无土官管理又无流官管制，封建而独立于封建体制之外，故清廷又称这一地区为“千里生界”。喻指这一地区苗族为“生苗”，不可王化。

清康熙九年（1670年）湘西划归“辰沅永靖兵备道”。该道辖辰州、沅州、永顺、靖州四府，是湖南省府和提督派出的湖南西部最高军政长官署。民国初期在湘西设辰沅道，一般称为上湖南。中华民国成立后才设立了湘西镇守使，湘西这个名称才得以产生。1917年湘西在军阀混战中取得独立地位后，镇筸镇守使便正式改称湘西军政长官。1952年建立的湘西苗族自治区只有1949年前湘西管辖区域的一半面积，大致与1949年前所谓的“上湘西”一致，包括吉首（原乾州厅）、凤凰、花垣（原永绥厅）、古丈、泸溪、保靖、永顺、龙山等县。这一地区历史上曾长期为苗族人民活动中心，至今仍居住着操苗语东部方言的苗族人近百万人。在1957年将湘西苗族自治州改名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之前，“土家族”还未定为民族。

几个世纪以来，很多地方苗族、汉族等多民族混居在一起，各种生活方式在这里互相掺和、融合，同时又互相排斥。然而，由于地缘政治等因素，许多偏居山隅的苗民却一直顽强地抗拒文化移入，恪守古风，保持着其自身的活力。

现今湖南凤凰和贵州铜仁等地的苗族在历史上就是这么一些苗民。他们自称“嘎雄”，操着苗语东部方言，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被称之为“生苗”。由于该地区在历史上很长时期一直是朝廷政权未能直达的地方，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指称，如“蛮荒之地”（汉晋）、“生界”（唐宋）、“苗疆”（明清）以及“不相统属”地带（清末民国）。清中叶，中央政权对该地域才开始正式治理，该地民众汉化时间相对不长，受汉文化影响相对较少，在诸如婚姻、家庭、村落等社会结构和政治、法律及其实施、社会组织等方面与汉族地区区分明显，较多地保留了自己文化特征。

湘西苗族在明清时期被统称为“红苗”。《辨苗纪略》载：“其以红苗称者，楚、蜀、黔三省之隅，所居一族……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隔越汉境。”《永绥厅志》卷六“苗峒”云：“苗人衣服俱皂黑而为之，上下如一。其衣带用红者为红苗，缠脚并用黑布者为黑苗，缠脚并用青布、白布者为青苗、白苗，衣熠绣花及缠脚亦用之者为花苗。考各志统谓之红苗。”

本文所论及的腊尔山台地，在元代曾先后属“思州军民安抚司”和“新添葛蛮安抚司”管辖，但土司多有苗民头人充任，其所管辖亦只在几个平旷之地，对台地中心山区，无力到达。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初年在苗族聚居中心夜郎坪设崇山卫（今花垣县吉卫），统管腊尔山周围的苗寨。后崇山卫废，其辖地分十里归镇溪军民千户所，编里甲，设里长、甲首、寨长，造户口。其中，上六里即今花垣县，下四里即今吉首市，由苗族首领杨二直接约束。十里之南即今凤凰县，则于洪武初年，设筸子坪长官司，先后以苗族首领廖彪、吴毕朗为长官，其后，又增设五寨长官司。腊尔山西侧（今松桃县境东部），设治古、答意二长官司，以苗族首领石备野、龙答哥为长官。之前在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太祖朱元璋于凤凰设置镇溪军民千户所时，曾对从江西建吕守御所调来凤凰的正千户段文说：“朕有弹丸苗地，令汝前往开设镇溪所，抚管夷民，因此利而利之，汝子孙将享用无穷。”应该怎样“抚管夷民”呢？朱元璋批：“开边拓土，驱苗夺业。”

土司和卫所流官苛虐无度，饥荒频频，逐渐引起人民的不满，开始不断反抗。使情况变得更为恶劣的是，越来越多的“客民”或多或少带着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迁移到湘西，聚居在汉族人口较为稠密的军营帐所周边、府所以及县所谋生，头脑中充满了对周边村寨苗民“蛮横愚悍”的想象。为了获得更好的的生存资源，一部分“客民”开始逐步深入苗族村寨，采用欺骗的伎俩或者借用官府势力凭武力占田夺土，苗族的生存状态每况愈下。客、苗之间这种时断时续的斗争和摩擦成为导火线，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了更为激烈的“汉人”和“苗民”的冲突与“官府”和“苗民”的冲突——“苗人造反了”。在这层冲突中，“汉人”和“官府”站到了同一战线。湘黔苗区苗民的强大、反抗和对封建王朝的威胁，大概也是从明代才凸显出来的。因为也正是从明代开始，中原朝廷对西南地区开发经营渐次深入，此一苗疆慢慢进入了地方官员和朝廷的视野。

“千里苗疆”的反抗引起朝廷关注，对湘西苗族的文本记载此后频见于史籍，并以猎奇和治苗、防苗为主要动机，其中数清严如熤《防苗备览》最有影响。由“不相统属”、“互不干扰”至起义不断，直至中央王朝后来修筑“边墙”将“千里苗疆”的“生苗”向西“压缩”四分之三的地域并使“生苗”与外界隔离以保障位于“千里苗疆”西侧的连通云贵边陲重要驿路——由沅水辰州（今沅陵）至沅州（今芷江）段的畅通，见证了中央王朝与湘西苗族的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变化。

现在湘西的大部分苗族人都自认为是祖居于此的“武陵蛮”后代。清代雍乾至咸同年间，湘黔苗族曾发动过三次大起义，由于封建王朝的残酷镇压，湘西苗族有了一次较大的流动。例如，乾嘉苗民起义失败后，部分起义领袖被押解进京，幸存者定居于北京海淀区香山头村。贵州苗民在咸丰、同起义之后，为避杀身之祸部分迁入湘西。湘西毗邻黔东地区松桃等地，同属腊尔山台地，两地的苗族在历史上往来通婚甚多，语言相近，所以很多文化形态上也多有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