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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说历史 # 为你解读:边城奇闻之武陵山地区有两种人说着不同的语言却非常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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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25 19:44:29 文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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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解读:边城奇闻之武陵山地区有两种人说着不同的语言却非常亲近
文/芈晓凯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

相信大家读完上面这三句会不自觉的哼出调子、并接下一句:爱我中华!

没错,这就是从湘西、从武陵山崇山峻岭的苗寨之中走出的一位苗岭金凤凰、我国著名的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宋祖英演唱的歌曲——《爱我中华》,这首歌是为1991年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创作的会歌。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多次在中央电视台的春晚中歌唱,还被编入初中生音乐教材,并名列31首被“嫦娥一号”搭载的歌曲之中。该歌曲歌词深刻,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深受全球华人喜爱。

而宋祖英其人,是土生土长的湘西“辣妹子”(有本人同名歌曲),每当她回到湘西来,这里的父老乡亲(特别是在网络上可爱的湘西网友们)都习惯性的给她一个亲切的称号:宋表姐。她甜美天籁的歌声与泼辣的艺术风格,唱响湘西、传遍中国、撒向世界。

巧的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事,也同湘西和武陵山地区的人文有莫大的关系。在湘西、在中国、在世界,诚如‘宋表姐’歌中所唱的“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各个民族,亲爱、共和如一家、是一家,这就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国家——中国全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因大体如此吧,因为它是一个共和的大一统的团体。

如今的湖南湘西、大武陵山地区,生活着苗、汉、土家为主的多个民族的人民,各个民族亲爱团结如“一家”、“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除了共通共用的普通话、另在地域范围内通行西南方言及其民族语言;武陵山地区有两种人说着不同的语言,却如亲兄弟的非常地亲近,且多娘舅之亲,因为不管是共同生活的地区还是很多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习惯,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哪两种人和“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如今生活在这里的苗族和土家族,及其所说的话语。如上所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仅体现在互相多有通婚,有娘舅之亲、亲戚而亲近外,生活的地域也山水交错,通常表里表亲。如同属在武陵山地区的松桃正大有处毗邻两村不同语言的人生活的地方,具有一个相同的词根为“挡岭”的地名——挡岭雄、挡岭札(谐音),这里的‘雄’是苗语的苗人(现今位居峒谷)、‘札’是苗语的土家人(现今位居坪坝);前者居于村中是为挡岭雄,后者是在一条当地人当作为贸易和往来互通有无的小集市上的街市两边是为挡岭札。从这些地名当中,我们从中可以洞见历代(如明清两朝代及上溯)封建王朝对于武陵苗疆的“赶苗拓业”、对‘经略’武陵苗疆的痕迹,在新中国之前历朝历代的苗人的生存空间受到的挤压显而易见,一般客居要冲坪坝苗居山岭谷峒。从解放后党和国家的建新建设政策和良好民族政策得到落实施行,这里的苗家人和客汉以及1957年成立的土家相生相和,过上了安居乐业和谐幸福的生活。“赶挡岭”即是赶到这里这条不足三百米长的小街巷的圩场来赶五日一轮期的场合,挡岭雄苗人说挡岭札的客汉土家人说的话为“讲恺话”即讲客话(大致武陵山一带多如此称谓),‘恺话’(客话、客居人的话)即当地的西南官话之称。

历史以来,苗族及其人文风物志在史籍中多有记载;而土家族因为在新时代之中来源复杂及多样化,其文化特征较为新鲜,诸多风俗习惯只是见诸于成立之后而作为的志、文史材料一类登载在现代的媒体中而鲜为人知。苗话相信很多不是苗族的人听了都听不懂,但相对也是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土家族普遍、流行说的话,却多半能听得懂和好学习,因为秉承秉持的是汉语汉话的一种方言土语,历史上从江西四川湖北等地来的土司以及汉化的(熟苗)土司多持此种西南方言,在历史上称为朝廷官方语言的西南官话。

因为土家族是解放后的1957年才确立和有这个正式确定名称“面世”的,所以后世、世人对土家的认知并不是太多,因为之前没有关于‘土家’这个名称、这两个字的历史记载。它的源与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说土著论、有说早期从江西来的客汉土司论、有说古代巴人后人论。

诸如司马、司徒、大司马、左司马、右司马等古代官职之称,还有如大司命、少司命等神司之称,从字面上解释说“土家”是从土司、土著、土蛮、土人、土民……可谓带‘土’而来,但土司除了由江西方面过来的彭氏外、也有客汉以及由当地苗人(多为汉化苗、史称‘熟苗’)担任的,所以明显地,土司并不等于后世土家的职称及人称,这里的意思‘土’是指地方,和土特产、土匪等带土字的名词可作一样的语法解释,‘司’是指官职,和土家的名称来由沾不上边,这些带有‘土’字的名词名称是指的当地的职称和人称、人群地方性之称(如非洲土著、土人……),所以并不等于、不代表名称中有土的民族(如土族、土家族)的人群及其事物属性。如果说湘西本地人是称为土家,那其它地方就不存在只要是本地人(地球任何角落的土人土著,如说非洲土人土著不能说他是国内带有土字的名、族)就是、就叫土家族那就成了哗众取宠牵强附会、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谬论了,再个因为若要说与‘土’字“沾亲带故”的话,土族对此宣称比土家族更加适合恰当。再个因‘本地人’承载它的解释语“毕兹卡”脱离了另外(巴蜀后人)一族源说辞,后来又被多数研究创立土家人文的学者专家所否定,因为很明显,武陵山地区的汉语西南方言‘卡’是‘客’的意思,若要和‘本地人’挂钩就南辕北辙了,所以后来做土家方面调研的专家转从“毕兹卡”而去专门‘巴人’论了。而巴人论正好和毕兹卡自相矛盾。但从前秦巴人直接跳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代入成为土家的历史人文有点空白,中间的间隔无实际性持续的源流名称沿传延续。

现在很多研究土家源流的学者最常用的与土家名称挂钩的就是从历史上的“土蛮”称呼解释成土家族,按说解释成‘土族’比土家族更恰当,所以明显的是穿凿附会之笔调,其实这个和土司、土著、土民/人指的皆为地方性的概念,只不过从官府的角度在地方性的‘土’(可以参照“土特产”这个词的‘土’及‘特产’的关联意义)字后面不是加民或人而是加个‘蛮’字去指代那些于朝廷某一时期来说不是为顺民、化民、辖民的人群,这个在《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下册255页|光明日报出版社)上的相关记录得非常清楚,“土蛮”的前身是“苗子”(自古形成于封建王朝对苗族带有歧视、蔑称的称呼),乾嘉苗民起义的领导人被官兵擒获后,其中的审讯供词再明白不过了——


问:“你说要住土蛮地方,想他们帮你。那土蛮是苗子呢,还另是一种呢?你平日如何认得他,他们如何又帮同官兵拿你呢?”


供:“土蛮从前本是苗子,后因改土归流,就做了土民,都叫他们为土蛮,与邻近苗子向都熟识。小的原想他那里地方宽阔,可以藏躲,谁知走到哄哄寨,他转帮着官兵将小的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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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什么民族,这只是一个名称叫法而已,人生在世,生存生活的意义无非日子过得好、过得幸福,对普罗大众来说,其实这些名头就无所谓,比如在武陵山地区以前很多就只是为了多得点生活补助、既得实惠,就会随人之便而从苗、汉还有彝、白等族填报为土家,但这样把其他民族(熟苗、客汉)的人充数到土家族未免就有点滥竽充数之感,虽然有的是出于“双赢”的目的。和当时失去语言特征的苗只能报土家这样的就近少民;直到现在同样有的为了加分从汉变更成土家的客观事实——若要变苗、他们不会苗话,反过来说就是很多汉化苗(熟苗)不会说苗语之后如1952--1957年间酝酿单独成立土家族时,就有一项以会不会说苗语区分是否苗族的选项,所以许多只是失去语言特征的汉化苗(熟苗)本身是苗族、因为这项特殊的划分条例而不得不选报、划到土家族。如果一直按这样的话,就是二十一世纪、二0一九年的今天,现今从幼儿园开始已经普及普通话,加之务工、工作以及人口的流动,很多苗区、苗族家庭的小孩从小就不会苗语了,那是不是他们也会成为新时代的、新一批的加入土家族行列的人选呢?显然,这是荒诞不经的。

除了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得到某种利益好处和失去特征意识的人而因缘变迁而被或主动变更身份外,若是在科学、学术的论调之下,不能随便拿历史与人文去想当然式的牵强附会和成就功名,在特定的情况下、追祖溯源时如果搞错了对象就未免有数典忘祖之嫌,因对于全体华人来说是非常重视宗祠的。现在到哪如果有宗祠,说明那个地方或村寨起码不穷、是小康的表征,再放眼社会,比如一些明星(成龙追祖认源到了唐朝宰相房玄龄、故儿子姓房叫房祖名),一般生活富足到一定程度的人、家族就会寻根问祖、溯姓树祠,祠堂文化就应运而生。也就是物质上到达了一定层面后就会追求精神、思想层面上的归属,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世界、价值、人、精神、祖宗,人的本位处于中间,物质与精神向两头伸缩和求索。当然,如果一个人只向前、物质看的话是另外一回事,但人文精神领域也是不可忽视的伴随人类文明发展的脚步。

在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就五十六个兄弟民族是一家了,不过这‘兄弟’之间在武陵山地区的苗和土家在一定意义上是显得格外亲近,除了地域和交流沟通上的亲近,更因为溯源到一定年份就是血亲家族,历史上的苗到土家演变过程:新中国以前的历代封建王朝的生苗汉化后成熟苗——本身主要外在特征为失去语言、表征为“籍有司”归为封建王朝的管辖之内,因特征与意识的同化,进而演化成为后来的土家。从武陵山地区来看,大部分现在的土家是熟苗溶化演化而来,若从人文历史百年往上溯源,土家人口的诞生和组成其实就是等于本地汉化苗“熟苗”和江西四川等地派驻或因强势迁驻而成为当地的土司、流官客商、营盘屯丁的后裔,以及移民客居的“客汉”组成的,这些本身的身份既不是古代巴人、因为“改土归流”后有的土司本身(留下的子孙后裔在当地另当别论)又多离开武陵山地区回归祖地,故只能算是后来的土家源流之一。而这些又多是因为战兵、屯丁及家属随军或商贾而来,本来就带有其自身的文化特征,所以像镇竿城(今凤凰)就显现出多元化的人文气息。但也因此从语言上带来了相对官方化的话:西南官话、西南方言,久而久之入乡随俗了而演变成土家,包括后来和现在也有许多是为了把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最明显的是考试加分)落实到自己身上而从客汉改报土家,因为它从1957年成立开始的几年、几十年马上一骑绝尘的把其它四十多个近五十个少数民族的人口迅速、甚至相对一些数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这本身不在人文科学和自然规律之内、不在人口发展的范畴。

根据实地对武陵山张家界地区的调查发现存有少部分说“毕兹卡”话的语族、语种的一群人,基本为元代从云南(主体为原彝族、白两族的人群)被蒙古王朝征调而来,为移居、客居而来,并非土著世居,所以和毕兹卡与本地人的论调更加搭不上边儿,和当地的群体的区别是居于湖南张家界及附近一带的介于彝、白与苗汉、土家等族之间的族群,当然,经过汉化和当地化后演变成为无明显本身特征的像历史上的“熟苗”另当别论。但“毕兹卡”原来是为张家界白族的称呼(他称)‘白子客’转音演变而来,只是用了不同的谐音字(卡为客的西南方言音),但所转音来的毕兹卡语族与后来的西南官话土家语是两码子事,是两种不同语言。这些被称为“毕兹卡”的源头与本体彝、白两族的、因历史因缘而后代后世居于武陵山地区的人群,语言风俗倾向彝、白两族的本身附着特征,和毕竟持有这种语族的少数转化成土家族后,其人数只是极少数,并不能、也没有承载几何级递增的土家人群的体量,所以后加入土家族的虽然‘攀’上毕兹卡,但却多是为客汉以及附近汉化苗(史载、史称相对生苗的‘苗熟’即失去语言和习俗、意识、特征的苗族)组成的土家族大部分,其表面特征、风土人情故还有汉族和苗族本身的影子,所说的话除了共通、普通的话,就是地方上的西南方言,也称西南土语,但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土语不是指土家语、指的是地方语和方言的意思。

另外的无论江西客汉的土司入主论,还是巴蜀后人论,从这方面来说这两者是不存在毕兹卡语族的语言特征的。《舆地纪胜》卷162引《晋中兴书》说:“賨者、廪君之苗裔也,巴氏子务相……立为廪君,子孙列布于巴中(*巴国疆域之中,非巴中市之巴中)。秦并天下,薄其税赋,人出钱四十,巴人谓赋为賨,遂因名焉”。记述的巴人同样为伏羲之后裔分支。

相传伏羲人首蛇身,与女娲兄妹相婚,生儿育女。这和苗族古歌《洪水滔天》的兄妹婚配繁衍人类的创世古话如出一辙。《汉书》“太昊帝宓羲氏,宓者伏”,此后各种典籍、文献中又有:包牺、庖牺、伏戏、宓戏、牺皇、雄皇氏等等同音、同义、近义及通假字。青帝太昊伏羲“太昊伏羲氏”,风姓(又作枫、凤),即是上古东夷的祖先和首领,是东方祖神,东方天帝。《山海经·大荒南经》曰:“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于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谓枫木。”故苗族民间视枫树为蚩尤的化身。苗族自古崇拜枫树、枫香树,就是到了现代,有苗族居住的地方的村寨,房前屋后或村口村头多有以枫树为主的古朴的“风水树”及村寨周边的枫树林。由此可见,巴人其民族为苗瑶系,乃伏羲之后裔,远祖为禀君,汉代以后融为汉族。换句话说巴人始祖与苗族一样,只是巴人族自秦汉之后成为华夏汉族的一部分。

而巴族的賨人,图腾崇拜为“蛇”。故史家称賨人为蛇巴,板木盾蛮。著名的巴蜀史专家邓少琴先生即认为“賨人即为板木盾蛮,是巴族的一支。”(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

无独有偶,不仅很多有影响的巴蜀专家认为“巴从蛇形”,而在今巴中市甚至更大范围内都知道“蒲道官斩巴蛇”的传说。按巴蛇是古代传说中的大蛇,《山海经·海内南经》载“巴蛇食象、三年而出其骨”。司马迁在他的《史记·西南夷列传》里,小如邛笮、徙、冉駹等部落,都为之分析种姓,辨明居徙,分别立传,而独独于巴族无专门记载。这就比较清楚地说明了,经过秦汉二百余年的民族融合,巴族在政教措施、生活习俗、生产方式等诸方面已与中原的华夏民族没有显著的差异,更不同于边远的其它部族,所以在记载上不与徼外四夷相同。因而显然同后世许多的土家研究学者所说的土家源流自巴人及崇拜、图腾为白虎有所出入、不相符合。

如果现代人用消失、间断近两千多年的古老族群之称作为识别民族的依据的话,那根据断点式的历史群体人称将变化创新出许多花样百出的新名字新族称来。故而无论是毕兹卡(人称)、还是巴人(源流)和现代土家族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是后者把前者拿来作为生根发芽的土壤环境,而历史上客汉化后是促进这个根系发达发展的基因、汉化的苗(熟苗)是其成长的养分和主要能量来源。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大家园中,各族人民也共识共和团结一致地相融共生,茁壮成长。

而土家族无论是从汉族移民客居的演变、还是从苗到汉化苗(熟苗)到土家族,都有一定时期的历史沉淀,从而这个兄弟民族在一定范围内形成新的不是特别明显的语言及习俗文化特征,诚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因其构成本身就主要的同源,只是不同的支流,支流赋予有了新的名称而已。所以就又回到和印证了主题——武陵山地区有两种人说着不同的语言,却如亲兄弟的非常地亲近,且多娘舅之亲,不管是共同生活的地区还是很多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习惯,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如今生活在这里的苗族和土家族,及其所说的话语。这不仅体现在互相多有通婚,有娘舅之亲、亲戚而亲近外,生活的地域也山水交错,通常表里表亲。如今生活在这里的苗汉土家等各族人民,在党和国家的正确引领下,共筑和谐家园,共谱时代华章,共唱爱我中华,共走康庄大道。



以上为抛砖引玉之文章|欲知后事如何》》
且看以下为对此展开的图文解说与详细注释



梳理土家、汉、苗族的历史关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Yenl Jeex Daox



土家族是中国人数较多的民族之一,但是汉化非常严重,在现在湘西凤凰、花垣等地的土家族与苗族互动中,往往称苗族为“苗家”,自称为“客家”或“汉族”等。那么,土家族到底是因为苗族汉化,还是本身就是华夏的分支呢,让小编来给诸位解析一番:

首先考查现在的土家族主要聚居于湘黔渝鄂地区,共有八百多万人,与海南省人口规模大致相当。自称武陵山区土著居民,潘光旦教授等学者认为古代武陵山区的土司均有土家族担任,并负责约束酉水河以南的生苗。此项观点有待商榷之处,既然土司均由土家族担任,应该与苗族互动比较密切才对,但是现在的苗语里面并无对土家族的称呼,甚至都没把其当成少数民族看待,在苗族的语境中,对汉族和土家族均称为:“嘎周”,可见从古至今土家族都没有从汉族当中区别出来或者说民族特征不明显。
永顺土家族文化特色——石质牌坊

其次,在武陵山区有些县土家族占了近80%以上,没有本民族服饰,以汉语西南官话为民族语言,该地无重大的土司叛乱,亦无农民起义,既然没有多少汉族,又为何汉化这么彻底,有待进一步研究。且土司由土家族担任,那么苗族作为被压迫的一方,应该是苗族汉化得比较严重才对。但是现实却是武陵山区仍然有九十多万人使用苗语,而人口超出苗族三倍的土家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情况还不足苗语的一个零头,此类文化现象委实有趣。
湖北五峰县土家族传统舞蹈

一、土家族与汉族的关系

苗族曾今是武陵山区的土著居民,据《贵州通志》云:“红苗原出铜仁府,其族甚繁。东至辰州界,西至四川平头、平茶、酉阳土司、北至保靖,南至麻阳、东南至五寨司、经线三百里,纬线一百二十里,周千一百二十里,皆其族所居之所。”但是随着 明清两代的“赶苗拓业”使苗族向腊尔山腹地迁徙,但是奇怪的是现在的多数土家族均自称自己就是“赶苗”将军的后代。

如贵州郎溪司的土家族田氏家谱《征蛮实录》中就记载:朗水十五洞叛苗四十七寨,罗、吴、杨、石、龙、王、游、胥、也九姓苗结党,复作叛乱。洪武二年(1369),调文仍使田懦铭复征……领兵回营,残苗悲哭甚哀,跪诉,田公叹日:“吾年六十,斩杀无数,不免尽忠于国,留恩于苗……苗民乐业。非赶苗拓业之谓也。实抚苗安业之谓也。
秀山县杨氏土家族祭祖

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在1984年以前并无土家族遗留,以苗族和汉族为主。但是近期的“民族恢复”中,秀山大姓的杨姓被改为土家族,本地杨姓自称宋代杨再思之后,据《平茶杨氏族谱》记载:第一世,再思,居忠次子,仕唐守苏州,授江淮湖广都铃辖使.......开宝八年思公次子(975年)以平蛮功授武功大夫、湖耳等处都总管防御使。其后裔均称进入秀山是为了“赶苗拓业”而来。

湖南湘西永顺县为土家族第一大县,以彭氏土家族为大宗。据当地家谱记载,永顺第一代祖公为彭士愁,其长子彭师裕任武安军节度使,授紫金光禄大夫,检校尚书,三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原任溪州副使及三亭县令,周世宗显德三年袭溪州刺史兼都誓主,管束苗蛮,成为溪州土司。后末代土司彭肇槐被遣散回江西原籍,证明了永顺彭氏实则是江西汉族,如民国二十年(1931年)编撰的《沅陵县志》,依旧沿引史籍的记载来陈述这种史实。据其称:“蛮部(指苗族)各有酋长,其酋皆各相雄长,不能统一。汉人之才智狡者,往往因而利用之,结合诸酋,使之承奉其号令。溪州之氏,盖汉人而为群蛮之所推尊者也。”
土家族服饰

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也是八十年代后民族识别恢复的主要县份,在此之间此地并无土家族的记载,其中以汉姓作为民族识别的主要依据,当地土家族马氏为大姓,据石柱《马氏族谱》、《石砫厅志》及《补辑石砫厅志》记载:南宋建炎年间,陕西扶风波将军马援后裔马定虎奉诏书率兵平定五溪蛮(苗族、瑶族),得授石砫安抚使,因世守其地而后代子孙生息于此。从现在的秀山苗族传说中,均称自己被马氏土司“赶苗”而来。亦可证明《马氏家谱》并非杜撰。

此外,前来“赶苗”的土家族官兵家族还有陈氏、冉氏、刘氏和向氏等。如《刘氏族谱》记载曰:洪武四年蛮乱,马克用不能就敌。求傅友德率八骑等处兵将七千七百名,鏖战十有九日。由此可见,当地的土家族就是正宗的华夏后裔,以汉语为本民族语言不足为奇。

二、土家族与苗族的关系

有关学者考证,湘西历史上记载的土人为如今土家族的来源。但是根据众多的史料表明,历史上的土人实为苗族,后期由于汉化被改成了土家族。如《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记录,乾嘉苗民起义的领导人被官兵擒获后,其审讯供词亦可证明:

问:你说要住土蛮地方,想他们帮你,那土蛮是苗子呢还是另外一种呢?你平日如何认得他,他们又如何帮官兵拿你呢?
供:那土蛮从前本是苗子,后因改土归流,就做了土民,都叫他们为土蛮与邻近苗子向都熟识。


《九国志.彭师暠传》载:师暠,溪州人(永顺县),世为诸苗酋长。……其苗为六种,盘氏为大,即盘瓠之种也。由此可以得知,彭氏土司管束之土民均为盘瓠后裔的苗族,只不过因为后期汉化成了熟苗而已而。湖北恩施州来凤县是土家族的主要聚居区,但是我们从《来凤县志》记载来看,古代这里的土家族实为苗族:……卯洞地居邑之南鄙,民苗杂处,俗犹憨朴,疾病信巫鬼,丧事尚歌谣。
身穿苗族服饰的土家族歌手

重庆《黔江县志》记载则更显示出这一带为红苗所居之地:……花冠红裙、夭斜跳荡,饶歌彻夜不休。在如今生苗区周围诸如酉阳、秀山、凤凰、保靖等地的苗族五大姓中,很大一部分人民族识别为土家族。并非毫无依据,因为历史上这里的土家族就是苗族,并无其他少数民族存在。从现今的一些土家族服饰中,热衷于使用苗族服饰作为正式礼服,可见内心深处仍然把自己当成苗族的一部分,既然就是苗族的一部分,本地苗族从古至今不知土家为何物,也尽在情理之中。


如今党的领导下,这些地区民族团结是主流,梳理清历史关系,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揭秘:从湘西苗族自治区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演变过程
(作者原标题:花甲忆建州)
文/吴曦云



老到可以作历史见证人者,必然记得1978年为改革开放作思想铺垫时,开始了一场举国皆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成了国人认知的真理。直到有人要用它去衡量我们的理论基础时,操盘者才让它悄然淡出。这场大讨论似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因为我们推出了经济体制改革方案,使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东方的经济奇观让西洋人刮目相看,而今似乎又爆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说,无论虚实喜悦,总之中国的经济因改革而大上台阶了。


物质领域的日新月异变化,反衬出精神领域改革开放的明显滞后。“嘴上吃肉,心里骂娘”现象哪怕只属一个指头的事,也说明人们一边享受着改革的成果,一边又有了不少困惑,凭添了几丝纠结。信息化的21世纪,让人们有了按多元思维定式作反思的冲动。这反思的冲动又让我们想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然,并非每个人都崇信这句话。毛泽东有句话讲得好:“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这句至理名言的内核是利益决定论。对于利益决定论,鲁迅先生有个形象的诠释,即“曾经阔气的想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改革”。


实际上,要真正统一世人的思想认识很难,我们能做到的只不过是统一人们的行动而已。对于同一事物,缘于各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审视角度有异,自然会有人说好,有人道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六十年了,整整一个花甲。台面上,我们看到的尽是鲜花,听到的全是颂歌,似乎这是一路阳光的最佳选择。其实,内中尚有值得反思斟酌之处。如何客观地认知此事呢?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那段被人淡忘,或为人不知的过程吧。


自治区主要负责人, 陈庭茂 摄
(从左至右:杨明显、张宏光、朱干、程焕星、石邦智、赵德新、陈郁发)


湘西苗族自治区成立,代表们在认真填写选票,陈庭茂 摄



苗族自治区成立


民国时期有汉、满、蒙、回、藏、苗的说法,在中国各民族中苗族排位第六。


因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民国打出五色旗,至使苗族没了席位。对此,当时在贵州苗族地区传教的英国传教士伯格里,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提出质疑,洋教士问:“西南各族同居中华领土之上,亦应有一色列为国旗之上,今仅五色代表五族,而苗、彝反非国民乎?”国父孙中山一言九鼎,于是后来苗族在官方文件里成了汉族集团中的特种部族。


历史范畴中的东西是难以改变的,在实际生活中,苗族还是苗族。1922年夏初,时任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在广州与共产国际代表达林会谈时曾说过:“我给你一个山区,一个最荒凉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教化的县,那儿住着苗族人,他们比我们城里人更能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在城里,现代文明使城里人成为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你们在这个县组织苏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个制度。”孙中山知道苗族尚且保留有原始的共产主义因素。


在红军闹革命时期,共产党十分注重要做好苗族的工作。1926年12月29日,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领导的湖南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湖南苗族决议案》,该议案共七条,主张民族平等,强调了苗瑶的利益。


1934年3月21日至22日,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苗族的决议。该决议共八款政治纲领。其二为“帮助苗族建立苏维埃制度的自治区域。”其三为“帮助苗族建立苗族工农红军。”其五为“用苗族自己的语言文字,发展苗族的文化。”


基于这样的过程与认识,共产党执政后,即于1952年8月1日成立了湘西苗族自治区。自治区辖凤凰、乾城(今吉首市)、永绥(今花垣县)、泸溪、保靖、古丈6县,代管永顺、龙山、桑植、大庸(今张家界市)4县。年底代管县改为直辖。1955年4月28日,因新颁布的宪法规定区为省级自治单位,湘西苗族自治区更名为湘西苗族自治州


1953年,湘西苗族自治区成立不久,主席石邦智(中)、和副主席陈焕星(左)、龙再宇(右)一起研究工作,陈庭茂 摄

大概是时过境迁吧,人们似乎愿意淡忘湘西苗族自治区(州)存在过的事实。1993年出版的《花垣县志》,其概述写过“1949年永绥解放,属沅陵专区。”接着写“1953年改花垣县。现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管辖。”把它曾属苗族自治区的历史概略掉了。好在它的大事纪在1952年8月25日的记述后,有这么一句:“是月,县城集会,庆祝湘西苗族自治区成立。”


《团结报》2016年4月10日晚报版刊出一篇文章,标题是《清明忆将军》,在述及湘西苗族自治区成立时,该文写道:“1952年湘西自治州成立”。因对其他事情的叙述非常清楚,我们很难认定这种糊涂的记述是出于疏忽,大可猜测为技术处理。理由是,若写湘西苗族自治区成立,必定还得交代一下它的演变,颇费文字;尤其是本为老大的苗族在嬗变过程中为何又成了老二?这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于是便模棱两可地写成“1952年湘西自治州成立”,给读者留下想像空间。这种叙述会给人误导,好在2017年6月8日的《团结报》刊出一版关于湘西苗族自治区成立的照片,以矫正视听。


一本著者为州级领导,名为《品牌的力量》的论文集,其纲领性文字“前言”里,有这么一段话:“1952年,新中国之初,万象更新,吉首县设立;1957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吉首成为自治州州府所在地。”这段话两个不妥,一是失考,二是空缺。吉首县的前身是乾城县,它的人民政府是1949年11月16日成立的,而它经政务院批准改名为吉首县是1953年4月1日的事,所以“1952年吉首县设立”说不通。吉首历来就是以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县,新县名“吉首”用的便是苗语谐音,1952年苗族自治区成立,它就是自治区政府的所在地。这些事实对于吉首的沿革来讲不算小事,可人们总会疏忽它。


自1957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苗族排名于后之后,无论代表名额、干部配备,它都会次于土家族;就连宣传报道方面,人们也会考虑到它的位置,所以不少场合不提苗族自治区(州)是情理之中的事。


湘西苗族自治区成立之后,苗族干部成了香饽饽。老红军石邦智1950年回湘西时是营长,1952年当选苗族自治区主席,成立了正师(厅)级干部。凤凰县苗族大学生吴焕彧,1950年参加工作,1952年任凤凰县县长,可谓平步青云。在苗族干部被大胆使用,迅速提拔的时候,识别苗族却错误地坚持语言标准,把一些与苗族既有血缘、地缘关系,也有民族意识,仅是丧失语言的人排斥在圈外。这种不当除了对民族概念认识不清外,还缘于保护自身利益的潜意识。将世俗标准当作法理标准来确定民族成份的失误,除了当时就引发一些不和谐因素,也留下了隐患。


吉首镇举行盛大集会,苗汉人民舞龙灯庆贺湘西苗族自治区成立,陈庭茂 摄



1952年8月6日,湘西苗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乾城县人民乐园举行就职典礼暨庆祝湘西苗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大会



土家族被确认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中国只有54个民族,天安门广场只摆了54门礼炮,鸣炮时只代表54个民族放了54炮。


1950年9月25日在甘肃省成立了东乡族自治县,“东乡回”、“蒙古回回”被确认为单一民族,中国便有了55个民族。东乡族来源于蒙古族,信奉伊斯兰教,但他们与蒙古族和其他穆斯林又有差异,于是被单独确认。因为它被确认前就是少数民族,所以确认工作很顺利,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


土家族在被确认以前,其成员的民族成份是汉族。无论对这个人群的历史可作何种诠释,可当时他们的汉族身份却是不争的事实。用他们自己的话讲,他们的少数民族身份被湮灭了。再者,土家族是个复合型民族,从源头上看,它有来自江西的汉人;由演进过程考察,亦有被封建王朝驯服的熟苗。这种客观的说法过去会被扣上“否定土家族存在”的帽子,接踵而至的呵斥是“几百万土家族人民绝不答应。”在提倡多元化思考的21世纪,我们还是平心静气地来说一下这件不可回避的尴尬事吧。有确认权者才有否定权,所以“否定”的帽子扣到普通人头上是文不对题;事实上无论别人说甚么,都不会影响土家族的存在。再者,代言人必须经过授权或公投才能产生,自诩的代言者所说仅能代表他自己,供参考可以,当真则不必。有理行天下,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就不怕横加指责。


原国家民委副主任,我国民族识别专家黄光学先生,在那篇带总结性的文章《中国的民族识别》里,有一段发人深省的告诫,他说:“现在我国有些地区的一些人们共同体固有的民族特征大部分已经消失,而与某一些民族共性较多,在处理这类人的问题上尤应慎重。”民族问题、民族矛盾,是伴随着民族的存在而存在的;我们的任务是缓和民族矛盾,力求民族团结。要达到和谐的目的,就必须尊重事实,以平等的原则处理问题,绝不可掩盖矛盾,损伤某一方面的民族感情。


向高层领导提出土家族确认问题的是永顺人田心桃(女),她于1950年9月曾以苗族身份列席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以苗族身份赴京参加国庆观礼。据田心桃的远房亲戚说,田后来改报了土家族,可她的外婆却一直是苗族身份。


土家族的确认问题被中央认可后,国家民委于1955年委派潘光旦、王静如二教授赴湘西作调研。潘光旦事后写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王静如写了《土家族语言的初步意见》。1956年3月,潘光旦再到湘西调查,坚持土家可确认为单一民族的观点。当时人们并未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仅将其作为学术问题看待,自然有人对潘的论断持否定意见。湖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向乃祺(永顺县人),就写了篇《湘西“土族”考》。这位解放前的国大代表、监察院监察委员,因不知深浅而秉笔直书道:“湖南省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南军政委员会正确领导下执行《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建立苗族自治区,使湘西少数民族更加团结,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必不忍独令土著民族数典忘祖,向隅兴叹,斗胆提供管见,作为政府参考。”


存在不同意见是必然的,紧跟中央战略部署是必须的。1956年11月29日,湘西苗族自治州地委作出《关于请示批准土家族为一个民族的报告》。12月8日,省委电报批准了州委的请示,并转呈中央。1957年1月3日,中央统战部发出第570号加急电报,作为正式确认土家为单一少数民族的批复。土家族被确认后,当时湘西苗族自治州的10个县只有19.43万人填报土家族。由呈报和批复程序不难看出,土家族是在密锣紧鼓的状况下被确认的,确认的关键在于中央的决定,并且那时毛泽东已着手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土家族被确认后,湘西的民族关系开始了新的篇章,一些历史事件又将作新的诠释。


1952年,吉首镇举行盛大集会,苗汉人民舞龙灯庆贺湘西苗族自治区成立


经各族人民选举出的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石邦智同志,陈庭茂 摄



酝酿过程藏玄机


土家族被确认后,在湘西就开始了如何自治的讨论。由于言者的族属、地位、视角各异,于是产生三类不同意见。来自苗族方面的意见是,自治州由1952年苗族自治区成立已历时5年,如果与土家族联合自治的话,那么苗族自治州就将消失,群众必有疑虑。另一方面土家族汉化程度高于苗族,若联合自治处于弱势的苗族会吃亏。土家族方面也不愿意联合自治,他们认为现在我们既然被确认成少数民族,就应该拥有自治的权力,他们估计联合自治会让他们位于苗族之后,不便于争取民族照顾。他们希望单独成立土家族自治州,既避免撤销苗族自治州,挫伤民族感情,又便于作人事安排与争取到民族照顾的实惠。汉族人士同样不主张联合自治。理由是苗族自治州只要照苗族一家,联合自治则多了个照顾对象,那么汉族干部的任职提拔及其他实惠将会相应减少。大家都希望多一个自治单位,让各方面多得一点照顾。


若是遵循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宗旨,尊重基层的意见,考虑到照顾群众利益,那时划出原由苗族自治区代管的4县,以它为基础,在清代为府、民国是专区的永顺成立一个湘西土家族自治州,那或许是个皆大欢喜的事。事情看起来本是顺理成章的,所以土家族人士已作这方面考虑,连人事班底已有筹划。又谁知,中央决定苗族、土家族联合自治,那些讨论摸底全成了走过场。


传达了两族联合自治的决定后,上头又布置了关于排座次的讨论。经过第二轮讨论,1957年3月1日,湘西苗族自治州地委向省委上报《关于筹备成立苗族、土家族自治州的初步方案》。该方案经省委核准后,7月17日,湘西苗族自治州地委,又向省委上报了《关于建立苗族、土家族自治州的初步方案》。由这两个方案可知,原先拟定的联合自治州是苗族位于土家族之前的。这个根据现有自治基础与历史因素拟定的方案,并不符合中央的意图。7月19日,中央统战部在长沙召开了专题讨论会。阐明了中央关于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最高指示。8月5日,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即省政府)向国务院呈报了要求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请示。8月6日,省府召开第21次委员(扩大)会议,通过了建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决议,决定设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撤销湘西苗族自治州。


8月21日,选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一届人民代表451人,其中土家族142人,占总数的31.5%,苗族127人,占28.1%,汉族180人,占40%。



1957年9月15日至20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吉首隆重召开

回头一看,这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酝酿过程明显有猫腻,既然一切上头都决定好了,为何又要下面多次讨论呢?要知道那是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他先要人们大鸣大放,然后再戴帽子、打棍子。对此,他在政治局开会时说是“搞阳谋”,要“引蛇出洞”。在反右运动中,湘西州共划右派分子1183人,其中219人系苗族、土家族干部。除了这219人,还有不少内定的中右分子、宗派主义者与民族分裂主义者,凡是对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发表过意见的人,都被在档案里记下一笔黑账。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是如此界定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这个决议还说,由于毛泽东个人崇拜与专断的错误没有被遏制,以至他后来又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关于“文革”,《决议》是这样论断的:“历史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基于中央的结论,人们把“文革”称作“十年浩劫”。但是,少数既得利益者,时至今日仍然以肯定的态度怀念文化大革命,看来左右人们思想的似乎只有利益了。


尽管反右运动造成不幸后果,但从最高领导人的治国艺术看,毛泽东是成功者。这位熟读古书有雄才大略的一代巨人,运用掺砂子、挖墙脚、过河撤桥类的韬略,让众人慑服,天下太平。民国学者佘贻泽在《清代的苗民问题》开篇言道:“苗民成为中国内政上一大难题,不自清代始,远溯周宣王时,即有荆蛮之叛。当时之荆蛮,与今日之苗为同一民族。”解放后开始了新纪元,苗族问题已不再是甚么内政难题。



1957年9月20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近万人在吉首广场召开大会,宣告自治州成立。唐克立 摄

1977年9月20日,湘西州各族群众在吉首广场(现吉首商业城)庆祝建州20周年。唐克立 摄



实践凸显何种启示

土家族的确认发端于湘西苗族自治州,其确认过程以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的所有请示报告与其他程序,都是由湘西苗族自治州党委政府完成的。后来,又相继出现了几个以土家族为主体的自治单位。由于运作得当,后起之秀的发展远比湘西好。缘于土家族品牌能带来实惠,湖北长阳亮出“中国土家族之源”的招贴。几十年过去了,湘西,这块含金量最高的少数民族热土,依旧处于相对落后状态。


湘西发展滞后也有其自身的原因。1952年当选苗族自治区主席,又在湘西苗族自治州州长、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位置上一共干了25年的石邦智同志,当政时立下一条规矩,那就是:“谁向上级伸手,我就砍谁的手。”直到1977年他到省直机关任职后,才省悟到这出于忠诚淳朴的规矩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由于历史造成的民族差异,一些少数民族处于相对落后状况,不能与先进民族同等享受宪法规定的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力,这就是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譬如,按理讲高考时照分数录取是平等的,可这样做不利于少数民族的发展提速,于是便有了加分照顾政策。远在清嘉庆年间,朝廷就核准湖南另编边字号与田字号设立照顾名额,让苗疆考生和苗族考生有中举的机会。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看起来是政治问题,实质是经济和文化问题,所以民族工作的着眼点在于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实践证明,少数民族地区不向上伸手求得资助,又怎能迅速发展?


要发展,先发声,这是发展快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验。发声的症结在于历史教训让少数民族干部谨小慎为,不敢大胆反映诉求,生怕被扣上狭隘民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的帽子。这顾虑在于缺乏改革开放意识,在新的世纪里,我们高呼着“共产党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的口号,还怕为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呼吁吗?过于明哲保身,难免会滑入华丽利己主义者的范畴。


民族工作的宗旨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换一种说法便是民族工作的原则是朝弱势群体顷斜,而不是均分民族照顾的实惠。这就要求我们对各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地区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确保扶贫扶到点子上。


在民族领域里尚有不少不尽人意的地方,追根溯源,那是尊王攘夷意识的残余影响在作祟。这并不奇怪,因为人们的思想认识不可能与社会制度的变革齐步走。回顾历史,找准弊端,更新观念,方能迎头赶上。


1987年9月20日,湘西州建州30周年庆祝活动在吉首举行。唐克立 摄

1997年9月20日,在刚建成不久的州民族体育中心,各族群众同庆湘西州40华诞。陈庭茂 摄

2007年9月20日,在新改造的州民族体育中心,万名群众载歌载舞同庆湘西州建州50周年。孔黎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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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见上文标识

本期编辑:玛如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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